这学期写的很多论文中觉得比较好的一篇，最近自己也想找出来看看。觉得还没有到可以发表的水准，就放在这里给认识的不认识的孩纸们分享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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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发表于十七年文学时期，主流将其看做以知识分子视角进行叙述，讲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及革命的一系列故事的小说。《<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一文中，则“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这一点作为《青春之歌》突破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困境的成功之处来看待[1]。而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性对于文学的介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评论都过分地强调小说主角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觉悟，并根据这一点，而不是小说本身的优劣来对其进行定位。就连作者自己，在多次的后记中，亦是仅仅关注作品是否符合了主流的政治思想，几次修改都是出于符合政治要求的目的。其中“女性的成分”在这里似乎就仅仅只是一种“空洞的指能”，成为了顺应“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政治主题的服务者。但首先，《青春之歌》本身在写作时带有相当显著政治倾向，而外界政治对于文学的介入与要求也使得这一特性在作品中无限放大，作者本人的好恶、倾向已经影响到了作品本身的内在客观、真实，到了一种牵制读者取向的境界。这是作品所在时代作用的结果，也是作者本人的局限性，这注定了小说在思想上缺乏一种作者或读者本身对于其他视角的包容性及与之相关的多边形、角色的内在丰富性与避标签化、小说立体还原时代的内部真实。从艺术性上看，小说也被形容为了“艺术上相当粗糙的作品”[2]。这样一系列的局限性，使得其他时代的人在阅读《青春之歌》时未必会获得其写作时代的人收获的愉悦。它的目的多是为了满足某一个时代的人们在阅读上的精神需要，可以将其看做是一种流行作品。将其作为经典，多是依据其对于一个时代的象征意义和在这个时代所造成的冲击——《青春之歌》在一个知识分子地位极其尴尬的时代明白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很多人都有目的地忽视了，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最早将“共产主义”的概念引入中国、最早开始发动并进行革命，而中国的领导人本身也大都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作品本身是否“经典”则有待商榷。这样看来，假如我们真的在此，以当下个人文学的美学取向对于《青春之歌》进行思想内容的探讨，并以此对小说进行否定性的评论，实际上意义并不大。同时，当阅读进一步深入时，我们会发现《青春之歌》中的“女性”并不仅仅是作为政治议题的无意义载体，具有更为深层和复杂的探讨价值，尤其是在女性、女权问题被重新搬上台面且给予重视的现在。
无论是在作品写作还是作品内容中所展现的时代，主流妇女解放理论都将女性解放、女权的追求放在阶级解放的从属地位。“1928 年7 月，中共召开的六大以不容置疑地语气强调了女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从属关系：‘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3]”鲁迅的《伤逝》中也表现出“社会的根本制度不变，女性难以获得经济地位，个人的解放只是纸上谈兵。只有民族独立，社会解放，才能改变黑暗的旧制度，最终才能取得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4]”这样的思想。女性的解放是“随着”阶级、民族的解放而发生的，不具备其独立的地位，也不会高于前两者。这一观念在女权与女性解放上的好处就在于，它肯定了男女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性，肯定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使女性可以真正作为国家公民与社会成员参与到公共生活领域中。在“解放”与“革命”的视角下，性别的刻板区分被解构。“性别问题总是可以由阶级叙事来替代和表征的”[5]。公共与集体的意志，取代了女性的个人的意志。林道静由追求个人的个性解放，个人尊严的保留，到后来为了革命、为了集体奉献一切，不惜放弃自己过去的种种原则，《青春之歌》穿插全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观念思想。
很多评论中亦即这一点提出，“在这种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精神下，女性形象变得‘非女性化’了。‘非女性化’是指弱化甚至剔除了女性的善良、温柔、细致、含蓄等性格特征，突出了女性人物‘男性化’的一面。‘让她们在外貌、言行举止和工作表现上贴近男性和模仿男性，并进一步引导她们加入男性的世界、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直至得到他们的认许和接受，最终成为“英雄”人物。’”[6]。“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极力压制甚至完全扼杀了作为天然的女性特征，要想使之与男子平等，就要彻底与男子一样，忘掉自己是女人！从这一点上来看，《青春之歌》的女性意识是缺失的。张抗抗曾在新浪网上这样评论：‘“男女都一样”作为革命的工具被强化到极端，女性的特质被逐步清除，承担起男性的角色。中国当代妇女在表面上是这种“国策”的受益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心理上，却是非性化的受害者。’”“平静的家庭生活本是女性的天然追求”。[7]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两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是都不可避免地违反了他们原本要论证的“女权”与“女性主义”的精神。且不说“平静的家庭生活本是女性的天然追求”这样荒谬可笑的观点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刻板思维。“女性化”与“男性化”的区分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性别歧视意味。将某些特性以性别为名强行区分给某一群体，并以这样一种标准来定义所有符合这一分区人的属性，实际上就是在用“性别”这样一种社会概念将人类圈束在标签之下，其中一位作者甚至将这样一个概念称之为是女性的生理性别，此等偏见，倒正是女权主义所要战斗的对象。
他们所引用的诸如：“西蒙•波伏娃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考察妇女问题，她绝不相信‘妇女有其天性’的说法，她认为女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而不是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对男女两性的定义：女人是混乱、欲望型的，男人是清醒、理智型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句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不亚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天生的女性性别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的全部。‘以“sex”（生理性别）和“gender”（社会性别）来阐释女性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以打破长期以来的性别本质主义观点。’”“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男（male）女（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因其错误而偏见的思想而在引用时被曲解了，其实质反倒是反驳作者的观点的。这两句话所阐述的其实是，性别本身只具有生理属性，是人类进入社会之后，社会依据某一种约定俗成的性别定式，例如：男性就该阳刚有力、女性就是追逐爱情、家庭的、需要被保护的这样一些观念，使得生理性别为男和女的人们被以不同的信条（例如：在超市的超级英雄货架上标注“适合男孩的玩具”，尽管很多女孩子也喜欢超级英雄，但送给她们的总是芭比娃娃），强行塑造成了不同的且符合某种思维定式的样子。这样的结果就是哪怕许多女性比男性更为理智清醒，但在进行人生选择时她们还是会被提醒：“你们是混乱、欲望型的”——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在这里被作者所错误反对的“性别盲”，相较于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反倒是有利于女权与女性解放的。
“西蒙•波伏娃说：‘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因为）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作者将这一点视作自我观点的佐证更是让我感到莫名。这里所谓的“男子汉气”与“女人气质”显然不是原话人的定位，而是指代的女权仍旧作为斗争目标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男女的刻板印象。男性在参与公共生活是获得了外界性别视角上的肯定，女性却因为自己这方面的人生价值实现与自己性别定位相悖而受到阻碍和压迫。并不是说女性气质本身就是不适合做“成功人士”的。
女权并不是要清除所谓的“女性的特质”，建造一个所有人都担当“男性角色”的社会。女权也不是要否定男性与女性之间从宏观的比例上确实存在着差别。女权的目标不是要让女性都变成男性从而彻底消解性别概念，使人类在文化层面上变为“无性别”。而是男性与女性不会因为受到社会刻板印象的牵制、因为选择了不符合“传统性别标签”所规定的属性而无法自由地进行人生选择，受到政治、经济、舆论上的压迫，两性可以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私人与公共生活中去。从这个视角看，与其说当时主流思想与文中所表现的这样一种排斥“善良、温柔、细致、含蓄”、浪漫、想象的趋势，与其说是女性主义的退化，不如说是小说与当时现实中整个社会意识对于这样一些特质进行无差别的排挤，并对具有这一类特质的人们进行人性上的压抑与不合理的道德、政治层面谴责。这种伤害并不仅仅是狭隘的针对女性，而是全体人的。
[8]换一个角度看待此类评价，这样一种个人的、女性意志的消解与集体意志的主导对于林道静来说是绝对坏的吗？我们可以看到林道静在自我意识减弱与集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也经过了一个个人取舍与成长的过程。她自我意识的消解并不是强制、被迫的，而是循序渐进、有过程的。逃婚、自杀、与余永泽在一起、离开余永泽这一系列过程展现的是林道静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卢嘉川的死则点亮了她革命与集体意识的火焰。到定县磨练——被关狱中遇到林红——组织北大的党工作，林道静的集体意识慢慢彻底地淹没她的自我。这样一种过渡，本身就是小说所要展现的林道静蜕变与成长的过程。这一切的变化，是她日渐成熟的自我选择，它体现的并不是某种强制的剥除、舍弃，而是林道静逐渐学会独立并承担责任的人生价值实现、自我认识的深化与人格的解放，表现的是自我意志下、理性而有担当的人生取舍。
与之相应的还有林道静理想上的解放。自始至终我们都可以将林道静看做是理想解放的典范追求者。她最初的理想是个性解放，或理解为是“激情”的理想。不论是一开始对于家庭的排斥、留校、逃婚、跟余永泽到北大、初涉革命，为的都是顺应她那种不安分的、反叛反权威的、不愿被拘束的、渴望冒险刺激的个性追求。从“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的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9]这一段就直白地表现出，其实林道静对于余永泽的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余永泽不过是她所向往的且以为的、可以获得个性解放、不受压制的世界的象征。作者在文中也借卢嘉川明确地揭露过：“你这些想法和作法，恐怕还是为了你个人吧？”[10]早期林道静从思想、理想到行为上给人的印象都是任性、自我为中心，甚至很多时候是幼稚的。后期林道静的理想则更多的是为理性、客观的判断所引导的，脱去了初期时那种由激情所引导的不稳定性与“心血来潮”的意味，她的理想是从生活的实际经验之中得出的。角色的理想在日益成熟且在其思想领域愈加强大的同时，揭示出的也是女性在人生选择上的解放。
尽管我们仍旧不能否定，在《青春之歌》中确实地存在着对个性、个人追求与人类感性成分的压抑。首要的便是上方论证的那些被无差别排斥的属性。其次便显著地表现在林道静的爱情与婚姻上。最初的林道静无疑是藉由“娜拉式的出走”完成了对于父权的反抗，与五·四时期的许多女性一样通过“自由恋爱”的途径宣扬了个性与解放。上方的论证，已经证明了林道静并不是真心爱余永泽。而她爱上卢嘉川、反对余永泽对于自己决定的一再干涉并最后果断地离开余永泽，则又是她对于夫权的反抗。这些与女权的精神牢牢契合，通过女性在爱情上的自由与在婚姻关系上的平等，表现不受父权、夫权禁锢，生活、意志上独立自由的追求。然后到后期时，突出表现为与江华的关系，“江华向她表明爱意的时候，她是这样想的：‘这个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深深所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可是，她不再犹豫。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此时的林道静不是从她个人情感的立场上去做出决定，而是从一个革命者的立场上去决定自己是否接受江华的爱，因为他是布尔塞维克，值得她爱，自己没有理由拒绝。”[11]“林道静对江华的接受则更多的是一种不得已，他对江华的拒绝就意味着对革命的拒绝。但是，一旦接受，她也就必须埋葬自己的爱情，不能再以平等自由作为选择爱人的前提和基础。可是革命并不允许林道静有别样选择，与革命的结盟超越了个人的感情，接受了江华就是默认了对党的忠诚，于是，‘她不再犹豫’。‘理由’二字道出了林道静不得已的苦衷：当爱情到了需要找个借口作为砝码来判断其重量的时候，也正说明了选择它的无奈。”[12]以爱情与婚姻观为表现的自我意识、个性解放，就这样在革命意志的压迫下被消解了。过去那个追求真爱的林道静，就这样因为政治思想上的和同，放弃了爱情、放弃了那一部分的自我。
与林道静的婚姻与爱情相关的，从林道静和几位男性角色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青春之歌》中不符合女性主义与女权追求的成分。这表现在林道静始终作为“被男性欲望的对象”上。从一开始“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这种纯白、端庄贞洁到禁欲的装扮、“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读者似乎就已经被放在了男性追求者的视角上，之后在文中又反反复复出现强调其相貌美丽的描写，在通过外貌定位人物善恶的同时，又似乎是在提醒人什么。而就像某种不太明显的“玛丽苏”一样，林道静始终是作为被异性渴望的对象存在的，从余永泽、卢嘉川、胡梦安到江华，还有林道静作为一个漂亮的玩物被母亲、白丽萍等利用的事件，一方面是小说中所揭露的社会普遍对于女性的物化，这一点在余永泽“没有女人不像个家”的感叹与对林道静理想形象的脑内臆想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对于他来说，爱的不过是一个可以漂亮的摆在那里供他观赏、浪漫的异性罢了，未必就是林道静，林道静的性格特质，一开始在他看来也是某种可以被他打磨驯服成自己想要样子的、令人不快的附加品；另一方面也是小说本身在刻画是仍没能让女性跳出欲望对象的定位，“男主人公们无论在政治话语上多么不一样，但他们表现出完全相同的‘男人性’。他们获得林道静的手法也惊人地一致，那就是从‘政治’到‘性’，‘政治’作为手段，‘性’作为终极目的”。在“爱情”追求与被追求的主体与客体中，林道静也始终都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还有便是在关系上林道静对于男性所表现出的依赖。《“革命”：作为女性写作的<青春之歌>》与《冲不出牢笼的鸟——从女性主义角度看<青春之歌>》中分别提出了自虐倾向于寻找父亲的概念。林道静与诸位男性角色的关系，也确实始终都是在寻找一个精神依赖、提供安全感的“父亲”形象。一开始的余永泽在林道静认为压抑、没有出路的社会中拯救了准备跳海自杀的她，并给予了她爱的激情与希望，卢嘉川则引导她的精神对她进行了革命的启蒙，江华则是更进一步地引导她真正成为一个革命者。自始至终，林道静都是作为一个“被拯救、被唤醒”者存在的，她对于引导她的人，则是依赖、依附、臣服的。无论是她对于余永泽家庭要求的满足，在卢嘉川面前学生般地怯生生及对于精神向导的内在呼喊，对于江华指示、计划的遵从，都无疑地展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林道静的革命信仰其实也不是出于什么无私的英雄式目的，而更多的是男女私情及她对爱情对象的顺服。当然，我们不可以反过来推倒说林道静的革命信仰不过是纯粹的“爱屋及乌”式，也不可以否定，在林道静的顺从与革命信仰中确不乏自我选择和自我意志。但男性存在的确的是林道静人生意义实现的起点。这样一种将异性/性/爱作为人生价值实现起点的设定值得我们去怀疑——难道女性的观念、信仰启蒙就只能通过男性、父的引导来达到吗？女性就不能自己生成先进的思想意志，非要靠爱上一个先进的男人才能提升自我吗？电影中林红将自己的革命描述为遵从亡夫遗志的改写，则更是让我们质疑这其中明显与女性主义相悖的成分。尽管书中，小俞曾有过短暂的女权意识——女性不需要男性帮助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表现：“‘没有！没有！’小俞把脑袋摇得像货郎鼓似的，‘谁要那些讨厌的男孩子！’”但因为没有进一步的发挥，也没有类似的情节再出现，最终不了了之。
而在林道静通过与余永泽同居时极力想要找到一份供给自己的工作，达到了比纯粹激情的、最后往往落得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回到原点的“娜拉出走”更进一步的女性思想觉悟，即女性可以、且有权追求和男性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来达到自身的独立、自由与个性拓展的同时，我们也与之相应地看到女性的被压制。就仿佛女性要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就必须要以所谓的“男性化”作为前提。在《青春之歌》中，单纯的性格特质，诸如爱浪漫、爱想象、好激情等等，都被所谓的阶级性格所取代，看做了某种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精神特质，是软弱、落后的，作为了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而女性普遍具有的爱美的、好表现的、甚至是不具有性别意义的追求个人理想的成分，都被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行了有色的描写。女性似乎只有抛弃个人欲求、抛弃柔弱，化身为战士、参与斗争才可以获得出路似的。林道静对于自己的好外貌抱着一种厌恶、不屑的态度，稍稍注意一点就是小资产阶级落后思想冒头。首尾出现、嫁作阔太太的陈蔚如的自杀悲剧，在展现女性不需要嫁给一个有钱人来获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依赖婚姻和男人的女人得不到永久的幸福的女权观点的同时，似乎也在和前文诸多嫁有钱人的反面例子一起否定着“阔太太”的人生意义，就好像有钱的女人注定不会幸福一样。白丽萍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积极地并且真正努力地参与到演艺事业中去，在现在或许会被看作是追求理想的正面典范，但《青春之歌》中的描写却一直都是“妖”化的、讽刺的，甚至最后将她降到了拉皮条的境界。这显然是对女性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追求个性、追求个人理想的否定。漂亮皇后李槐英的遭遇又似乎是在暗示、警告着追求美丽与浪漫的交际花注定的下场，而只有投入到革命的事业中，革去自己浪漫、张扬的一面才可以获得安全。王晓燕的爱情悲剧，看起来又活像是悲泣着“追求爱情、爱幻想”、温婉等等被看做“女性特质”属性的脆弱，只有走向“男性化”的一面才是正途。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青春之歌》中兼包含的五·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分别提出的个性解放、社会生活地位平等等女性主义、女权的成分，及诸多由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作用、由于当时社会对于男女认识的刻板印象、由于作者本身对于女性地位的无意识定位而显露出来的、与女权及女性解放不符的成分。从《青春之歌》及与之相关的、针对女性问题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女性主义与女权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刻板印象与偏见所带来的问题。甚至许多女性研究者自己，在依据《青春之歌》探讨这个问题时，都不能很好地为自己性别进行定位。这对于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警告，也提出了诸多问题——在未来的写作中，我们应当怎样来塑造角色维护男女性别者的权益？我们的角色在作品中要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对其进行怎样的设定、塑造，来展现我们对于性别平权的构想与诉求？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作品来与世界的偏见进行对抗？我们又怎样在写作中有意识地避免社会意志所模制的、写作者自己无意识的刻板印象与偏见？这些都有待在实践中慢慢解答。
【参考文献】
1. 杨沫，《青春之歌》，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2. 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3. 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4. 徐红妍，《未完成的女性解放——对<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名作欣赏（2012年第36期）》
5. 杨方正，《泛政治化语境中女性话语的言说——<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0卷第1期）》
6. 李迎丰，《女性欲望：<青春之歌>中的爱情话语》，《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7. 王倩文，《青涩的青春——<青春之歌>女性意识研究》，《现代语文（2011年1月）》
8. 周淑贞，《<青春之歌>的一种女性阅读》，《电影文学（2008年第14期）》
9. 张懿红，《“革命”：作为女性写作的<青春之歌>》，《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1卷第1期）》
10.徐群英，《试析<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解放之路》，《安徽文学（2009年第6期）》
11.王杰、朱倩，《冲不出牢笼的鸟——从女性主义角度看<青春之歌>》，《景德镇高专学报（2011年9月第26卷第3期）》
12.徐逍影，《论<青春之歌>中的女性解放意识》，《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13.纪娜，《女性成长旅程中的逃离与皈依——重读<青春之歌>》，《企业家天地·下旬刊（2008.10）》
[1] 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2] 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 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4] 徐群英，《试析<青春之歌>中女性的解放之路》，《安徽文学（2009年第6期）》
[5] 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6] 徐红妍，《未完成的女性解放——对<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名作欣赏（2012年第36期）》
[7] 王倩文，《青涩的青春——<青春之歌>女性意识研究》，《现代语文（2011年1月）》
[8] 徐逍影，《论<青春之歌>中的女性解放意识》，《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9] 杨沫，《青春之歌》，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p.49
[10] 杨沫，《青春之歌》，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p.119
[11] 张懿红，《“革命”：作为女性写作的<青春之歌>》，《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1卷第1期）》
[12] 周淑贞，《<青春之歌>的一种女性阅读》，《电影文学（2008年第14期）》
